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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明清时期北京也曾疏解过人口办法逆天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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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7日讯,今年北京市将进一步加大疏解城区人口力度,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调控等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说到疏解城市人口,古已有之。为调控北京的城市人口规模,明清时期就曾采取过多项措施疏解人口……

清末永定门外商贩聚集

真保镇长城

明代如何疏解京城城市人口?弘治年间开始“外迁驻*”“移民返乡”“整治关厢”

据《古代北京城市管理》记载:明初,北京城市人口只有9.6万,到洪武八年(年)为.3万人。永乐十九年(2年),朱棣自南京迁都北京后,依南京之例,将北京城按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各城置兵马指挥司,隶属都察院,为稽查京师地方治安的机构,户籍人口也属该机构管理。随着移民*策的不断推进,北京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到嘉靖年间后期至万历年间初,北京城市居民计约3.万户,其中内城8.6万户,外城.9万户,以每户5口人计,则明代中后期北京城总人口约68万人,如果加上驻京的*人及家眷以及居于皇城内外直接服务于宫廷的人员,到了明朝后期,京城人口已达8万户,85万人,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为此,明朝廷从弘治年间开始逐步疏解京城人口,隆庆、万历年间仍继续了调控北京人口的各项措施。

一是外迁京畿卫所*士去边戍屯居。永乐至宣德年间,大量卫所*士迁居京师,导致北京城市人口剧增。为疏解城市人口和加强防御,弘治年间便开始外迁京城及京畿卫所*士,实行边戍屯居。朝廷在长城沿线设置九个*事重镇(也称“九边”),后又在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统领大批卫、所的官兵保卫边防。他们大多亦兵亦农,战时打仗,平时从事种植和畜牧业生产。如今京郊及周边地区以“营”、“堡”、“卫”、“房”而称的地名,相当一部分与当年的卫所*士迁离京师、戍边屯居有关。

二是将当初从外省移民到北京的部分人口劝返回原籍。朱棣称帝初期,为巩固自己的*权,曾实行移民*策,大量屯兵、屯民、屯商于北京,仅永乐初期就迁移了两万多户,达数万人,充实了京城及京畿的人口。但随着人口膨胀,那些外来移民就成了疏解对象。为了鼓励移民返乡,朝廷实行了较为优惠的*策,其中之一就是根据每户的人口数量及路程的远近,给予一定的盘缠(路费)和安置费等,所以不少人愿意返乡,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有不少人返回故乡,其中以来自山西的移民居多。据记载,城西有杨氏大户,自山东济宁移民进京70余年,家中尚有百岁老母,为此主动率全家20多口人返乡。顺天府尹闻之上报朝廷,万历皇帝特赐金匾一块,上书“仁孝”两个大字,并赐银千两,予以褒扬,实为鼓励移民返乡。

三是整治关厢,遣散游民。何谓“关厢”?《明史·食货志》载:“在地曰坊,近城曰厢。”即城门外大街及其附近地区为“关厢”,也就是泛指城门外两三里之内的居民聚集地。早年间老北京城的城门外都有关厢,也是大量商贩和无业游民聚集地。从隆庆年间开始,朝廷令顺天府会同五城兵马指挥司整治关厢内外,并令所辖大兴、宛平二县配合。将整治重点锁定于永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朝阳门关厢,因这四个城门处于京城的东南西北方向,城门内外聚集的人员最多。特别是德外关厢元大都时在城内,明朝建城时将大都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于是北边原本城内的五里地被划到了城外。因此,德外关厢区域最大,居住人口最多。顺天府制定了三条整治*策:其一,没有“京籍”(北京户口)者,须搬至离京百里外的地方;其二,房子可以拆走,如愿意空手出门,可以领到一些补偿款。其三,有“纳户执照”者(即工商执照),“营业者不得超过五人,超者裁之。”经过几年的整治,到万历初期,各关厢内外居民大为减少。

清末永定门外老照片

清代如何疏解京城城市人口雍正二年开始外迁八旗兵丁及家眷

清顺治元年(6年),清廷定都北京后,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城市管理制度,但顺治初定都北京即于内城“分八列旗,拱卫皇居”,并迁移内城汉人之官民商贾于外城,推行兵民分城居住。清初北京内外城人口约.7万户,55.6万人,其中内城八旗人口计约8万户,0万。

随着*权的稳定,北京人口不断增加。一是关外的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居民不断迁往北京;二是外省到京城谋生的人不断增加;三是进京投亲靠友的外省人增多。据《古代北京城市管理》记载:乾隆末年(年),北京内外城人口约5.7万户,7万人,其中内城约万户,50万人,外城.7万户,2万人。

面对北京“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压力,清*府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先后采取多项措施疏解人口。

首先是将部分驻防在内城的八旗兵丁及家眷移至外城或郊外,按镶*、正*、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和镶蓝等旗分别建房于城郊,移内城兵丁携眷分驻,至乾隆中期,清*府于四郊建造营房累计达.8万多间,派驻京师八旗子弟人口总计约8万余。其中雍正二年(72年)在圆明园建造营房万间,分驻八旗护*多人。乾隆十四年(79年),于香山设立健锐营,常规编制多人,另有家眷等。乾隆三十五年(年),设蓝靛厂火器营,有各种营房、官房多间,“额设鸟枪护*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养育兵七百零八人。”同时还将部分八旗兵丁及家眷派驻北京之外的省份驻防,雍乾两朝先后迁出驻防官兵及家眷约计9万余人。

随着京城八旗人口的膨胀,京师闲散旗人的生计越来越困难。清琴川居士所辑《皇清奏议》称:京城“房地减于从前,人口加于十倍……虽百计养之……终非久远之谋。”京师闲散旗人“举数十万不士、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而可以为治者”,所以这些闲散旗人被视为重点疏解对象。据史籍记载:雍正二年,以京畿新城、固安官地3顷制为井田,令无业旗人屯种。乾隆二十一年(年),再次疏解闲散旗人,原定计划三千户,分为六旗,每年派遣一旗,每旗户,仍是按旗摊派,而且规定要“择其族众,有眷属者拣派”,眷属一律不准留京。四年间,从北京遣往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市)、阿勒楚喀(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旗闲散人有两千多户,近万人。雍正至道光四朝,前后又迁移京师闲散旗人包括闲散宗室约两万人,于东北及畿辅等地屯种。

清康熙及雍正年间初期,有大量外省人涌入北京,谋取生计,被称之为“流民”,由此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为此,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

对外来人口有所控制,首先是对外省来京的官员、胥吏(基层办事人员)和文人住京有严格的限制。由于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依据定制,汉员皆侨寓南城。二是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以房管人。“官府按月点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环号簿,详细诘问,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

北中轴线

乾隆年间为获“京籍”行贿将受严惩受贿官员被查处后遭重笞革职并流放

为获得“京籍”,曾有“流民”私下里贿赂兵马指挥司官员。据《清代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年间,南城前门外廊坊头条有邓姓商户,在京经商多年,但无“京籍”,便私下里给了南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正七品)唐某三千元的银票,请其将自己的名字纳入坊巷号簿之中,不想此事败露,二人均被惩办。邓某被处罚银及枷号两个月,唐某被革职,重笞后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由于对外来人口严格控制,到光绪三十四年(年)北京内城居民为5万人,外城居民为30万人,低于明朝盛期的85万人。

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后官员仍名列官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并有向皇帝陈诉地方*务情况的权力。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清代官职》载:“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即使留居京师,“亦多占籍大兴、宛平二县”,即搬出内外城,到京畿居住。清廷要求“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

尽管朝廷对退休官员回原籍养老有宽厚的“*策”,但仍有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

乾隆二十八年(年),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八年后因病且年逾古稀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到陈府做其“思想工作”,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御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料理护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皇帝此举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

来源:北晚新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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