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朝公元年,大祚荣带领以靺鞨族为主体的部众,在东北地区东牟山一带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
公元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公元年,大祚荣亡,由大武艺继位,其为大祚荣的嫡长子,此时开始征服邻部、斥大土宇。公元年,大钦茂继位,晋封“国王”,偃武修文,锐意改革,建设五京,开始扩大同日本的交流。
在大钦茂在位的时期,渤海国政治稳定,业绩突出,统治长达57年之久,统治时间之长,也为后续渤海国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仁秀即位后,便开大境宇,北略诸部,开置郡邑。
到大彝震时期重点发展经济与拟建宫阙。此时的渤海国已形成了“地方五千里”的盛世局面,“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其疆域“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此时涵盖了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地区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中原史书誉之为“海东盛国”。
渤海国共存国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不断迁都的过程中,积淀了其自身深厚的底蕴内涵,最终得以创造出辉煌的“海东文化”,成为东北亚地区极富盛名的“海东盛国”。
通过对渤海国都城空间演变过程史料的搜集和对考古发掘过程资料的整理发现,在渤海国都城建设初期,由于受到自身民族构成的影响,靺鞨文化与高句丽文化成为影响都城空间演变过程的主流。在都城的建设后期,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吸收,体现在都城的规划布局、空间形态、建筑风格等多个方面。
渤海国都城拥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影响力,承载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累积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从现有遗存的都城址推衍渤海国历史时期城郭的建置与废弃、繁华与萧条、离乱与聚合,对追溯渤海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渤海国传国十五世,疆域范围不断发生变化,在此期间曾四易都城。“旧国”“旧国”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是在《旧唐书·渤海传》中所述:“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其中“东牟山”据文献记载称“地直营州东二千里”,经考证“旧国”所在地区即今敦化盆地。
清末学者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对渤海建国之初的都城比定为敦化的敖东城。学者们认为,东牟山城及敖东城一带的地域通称为“旧国”。敖东城位于今吉林省敦化市区的东南部,南临牡丹江,城山子山城址距离敖东城15千米。
中京显德府约公元年,渤海国文王大钦茂迁都于中京显德府,该府治位于显州,即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头道平原的西部偏北,吉林省和龙市之西古城子。“南海,新罗道也”,显州是南海新罗道的中继站。
据金毓黻研究所述,该路线“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新罗井泉,即今朝鲜之德源,泥河以南地也。渤海栅城府,即东京龙原府,渤海与新罗之交通,即由上京至东京,再经此三十九驿,而至南京南海府,以入新罗”。
东京龙原府东京龙原府所在地珲春市八连城,位于吉林省的最东部,图们江下游,延边州境内。在其东南方向与俄罗斯相邻,西南方向与朝鲜临图们江一江之隔,是中国唯一的地处三国边界的城市。东京龙原府是中国进入日本海的唯一通道,是日本、韩国、北欧、北美想要通过水路进入中国的最近地点。
在渤海时期,东京龙原府是唐朝、日本、新罗等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上京龙泉府上京龙泉府位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东北方向距离黑龙江省宁安市区35千米,西南方向距离镜泊湖风景区13.4千米,是位于牡丹江中游的冲积平原。
这里山水环绕,位于牡丹江东岸的宁安盆地,交通便利。西面有老爷岭,可以作为防御屏障,地势险固但其中又拥有众多平坦开阔的空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利于人们开展农业生产生活。
上京龙泉府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良好,是此时渤海国政权建设发展的最佳都城之所,为国家的繁荣复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上京龙泉府的地理优势是文王大钦茂迁都于此的重要原因。
渤海国一直与唐朝互通有无,保持密切的关系。中原经典著作的大量涌入,使得渤海国文王大钦茂全面实行唐化并修文重教。盛唐文明在渤海国开花结果,成为渤海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催化剂,为后续渤海与唐朝的“车书一家”奠定了基础。
渤海国的都城建设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通过不断改变发展,最终形成了更适合本地域发展特色的渤海民族文化。都城作为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迁移过程中,中原文化在渤海国内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渤海国全境域内的共同发展与民族复兴,提升了自身的民族素养,改变了以往落后的面貌,影响了各地区的城市建设。
渤海国各时期的都城址,都不同程度的借鉴了中原地区的都城建设规划布局,建筑形式与风格特色都能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印记。城址形制与规模纵观渤海国各时期都城址,从敖东城的“回”字型结构,到西古城、八连城的两重城,再到上京城的三重城,都采用了环形城制。
上京城在延续渤海国早期与中期都城的环形城制的同时,都城形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与当时的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有很多相似之处。自北魏洛阳城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三重城的城制结构,到隋唐时期,中原内的都城均采用了这种布局形式。
唐洛阳城、唐长安城都是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的三重城制,将其皇城与宫城看作一个整体时,可称之为内城。长安城的内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中央位置,洛阳城的内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偏西位置。
上京城的内城所在位置与长安城的布局一致,且二者的外郭城北部都向外突出,宫城北侧城墙作为外郭城北侧城墙的一部分。在内城内,三者都是宫城在北,皇城在南的空间布局结构。
通过上京城与长安城的长宽对比可以看出,上京城的城市规模是上京城的大约两倍,上京城的外郭城比长安城在平面形态上东西向的长方形更长。上京城整体的比例与长安城相似,上京城面积为15.93平方千米,长安城的面积为84平方千米,面积为长安城面积的1/5,各部分都作了比例缩小,这说明上京城在城市规划时是以长安城为基础来进行设计的。
学者王仲殊在《中国古代都城概说》中,总结了汉唐以来都城演变的规律,概括起来共包括了四方面的内容:都城的平面形态,是近似正方形→南北向长方形→东西向长方形的演变;
宫城的数量及位置,由多个宫城演变为单个宫城,宫城面积在都城总面积中比例逐渐减小,宫城在外郭城中的位置由南向北进行变化;中轴线的出现,沿宫城南门到外郭城南门之间的街道出现,且成为整个都城的中轴线;
里坊的布局,从不规整到规整,所占面积比例逐渐增大。上京城的演变过程与以上的演变规律较为符合,且最终呈现出来的形式与唐长安城相似,长安城作为盛唐时期最鼎盛的都城,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城市规模、建筑形式、规划布局非常规范。
长安城南北中轴线南起明德门至皇城朱雀门至宫城承天门,贯穿全城,是长安城规划布局的主轴线。遵循传统营国制度中“旁三门”的规划思想,长安城的外郭城四面均设有城门,各门址处均建有高大的门楼。
宽阔整齐的街道将长安城划分为棋盘式空间格局,分隔出来的空间即形成坊,长安城内的坊分为两种形态,长方形与正方形,皇城以南沿朱雀大街两侧分布的坊面积较小,皇城与宫城两侧的坊面积较大。
上京城效仿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外郭城正南门→皇城正南门→宫城正南门→主要宫殿建筑群都分布在这条中轴线上,纵横交错且规整统一的道路将整个外郭城分为若干区域,对称布局,形成了严格的“坊市制”空间结构,封闭的功能空间,更能突显皇权的威严。
上京城宫城正南门前的T字型广场也是借鉴了长安城太极宫承天门外T字型广场的布局。这些规整的空间布局模式都来源于长安城的都城营建规划思想,更使得上京城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最终得以达到“海东盛国”的繁荣景象。
宫殿布局与建制。建筑沿中轴线布局。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号称隋唐长安城的“三大内”,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上京城的宫殿布局与建制,受到大明宫及太极宫的影响颇多。
长安城太极宫在南北中轴线上,共有太极、两仪、甘露、延嘉、承香五座大殿;上京城的主要宫殿建筑群也都分布在其南北中轴线上。通过建筑与廊庑的围合,划分出多个规模不等的院落。
在渤海国都城整体规划建设的过程中,文化作为主要驱动力,影响着渤海国都城的空间演变与发展。渤海国政治的稳定发展,为其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兴盛提供良好的环境;渤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提升其政治的统治力与文化的互动力;
文化的不断积累,为政治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动力。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良性循环,一直贯穿在渤海国都城演变的过程中。
结语
在都城建设初期,受自身民族构成的影响,靺鞨文化与高句丽文化成为主流,后期不断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在规划布局、建筑风格等方面都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