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期间，最活跃的头号外来盗墓贼，当是日本人。日本是长期觊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对中国进行文化掠夺的国家之一。早在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府便根据顾问九*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对被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搜集”。民国期间，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其侵华的动机之一，就是掠夺中国财富，大量的中国文物被抢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乃是中国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国，其国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无不藏有中国宝物，如果没有几件像样的中国古玩“镇馆”，那就不是博物馆。由于有了这项“侵略国策”，日本*人在中国境内是无恶不作，有的甚至把中国文物当战利品送给日本皇室。旅顺口东面*金山下的唐代崔诉凿井题名碑刻，这是原存于东北地区的惟一唐碑。在20世纪初，侵占旅顺的日本海*司令富冈定恭便将之盗走了，并作为占领旅顺口的纪念礼物掠运回日本，献给了天皇。此物现存放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皇宫建安府前院的石亭内，碑亭正面的石桁上还刻着“唐碑亭”三字楷体亭名。“九·一八”事变后，日*各部专门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大肆盗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疯狂进行的。
日本人在集安境内的盗掘活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为此，日本派遣各种“考察团”，分赴各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除了*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治经济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日本东亚文化协会等等，专门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的所谓“研究”。从清末开始，日本人就有计划在中国境内进行盗掘活动，成批有双征身份的日本考古专家、历史学者进入中国，在学术研究的旗号下，对中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境内的古墓古遗址进行盗掘。其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年和年。前者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此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了日本盗墓贼的乐园；后者暴发了“卢沟桥事件”、国都南京沦陷，此后，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所有被占领区都能见到日籍盗墓贼的身影，中国成是日本盗墓贼的天堂。他们在行盗时，手段和名义很多：或以“探险”为名，如大谷中国探险队；或以“学术考察”为名，如鸟居龙藏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或以中日“联合考察”为名，年滨田耕作等人在中国旅大地区的盗掘活动；或以“旅行”为名，如由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带队分别带领的三个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江浙地区的盗掘活动……其中更多的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境内进行公开盗掘活动。如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调查”辽庆陵；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由帝国东京大学等高等学术机构，以东亚考古学会名义派出的各种“考古队”在中国境内的盗掘。如同臭名昭著的“部队拿中国活人作*菌试验、进行活体解剖一样，日本人也把中国的古墓古迹当作他们的考古实验对象和教学实习基地。他们在中国的盗掘活动，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专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关野贞、竹岛卓一、池内宏、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鸟山喜一、三上次男、驹进和爱、黑田源次、鸟村孝三郎、斋藤武一、田中尧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国境内盗掘的经历。日本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盗，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能盗多少就盗多少，连墓中随葬的果子、点心都要盗走，是国际大丑闻。有日本学者后来公开辨称，他们在华行为是科学的考古活动。试想，如果中国学者到日本，你们能允许他们这么“随便挖”么！年，*考古专家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72TAM的墓葬发现了一幅绢绘伏羲女娲精美画卷，但不完整，只有下半部。上半部哪去了？后来才知道，上半部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内呢。原来，当年日本人在西域盗掘时，匆忙中割走了有人物头像的上半部。这样的例子很多。位于*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此古墓群在中国考古界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年被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不少墓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批日本人盗过，后来共和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仍发现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如果是日本人当年是科学考古，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事情的。
从清末到民国三十四（年）宣布投降，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的盗掘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日本人势力范围内、日占区的古墓古迹，几乎全让日本人光顾了。
至于日本人到底在华盗掘了多少座古墓，至今无确数。仅被“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盗掘的，就有不少。在当年，中国几成日本人的考古实习基地，中国的古墓古遗址成了日本人的菜园子，想挖就挖。
日本人在集安境内的盗掘活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日本人在集安高句丽盗掘了很多高句丽古墓，如五盔坟12号墓，被日本人盗掘后，编为“马槽冢”。日本人为什么将之称为马槽冢？就是因为墓中壁画上有厩舍画。
据相关考古报告，此墓早在年6月，被日本人黑田源次所盗掘。黑田源次盗掘经过，仅见于零星报道，材料迄今未见公布。墓中壁画因为保护不善，已遭到了严重破坏。
年春，吉林省博物馆集安考古队在洞沟地区进行普查时，对五盔坟12号墓进行了清理、实测，并会同集安县文物管理所加以维修。第12号墓的封土为*色黏土，现高4米6，周长90多米。从外表看，原来当呈截小方锥形。
清理时发现，封土下面而列一圈石块，共有9块，都1米见方，墓门向西南。地宫分南北二室，各有墓门甬道。
图：五盔坟12号墓壁画临摹
图：五盔坟12号墓壁画临摹
高句丽五盔坟与5号墓，被日本人编为“四叶冢”一样。上文说过，为什么日本人编出这号？也是因为他们从墓中挖出了“金铜四叶”。
其中，上文章中提到的“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在集安盗墓并非初犯，早在清末民初时，滨田耕作便盯上了中国境内丰富的文物，曾带队对中国境内的古墓、古遗址进行过盗掘——
年（宣统元年，日明治四十二年）11月，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发表《敦煌石室发现物》；月底，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随后受京都帝国大学派遣，滨田耕作与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五人一起，赴中国北京参观由甘肃调往北京的敦煌遗书，回国后举行报告会，鼓吹中国发现珍贵无比的经卷与古文书的重要信息。
图：日本人从敦煌盗得大量中国文物，图为运送车队
年（宣统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至年（民国元年，日大正元年），滨田耕作在旅顺刁家屯等地，对当地汉墓进行盗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以往中国棺椁多是木质，石棺、陶棺都也不时有发现，但“砖棺”却很少见，滨田耕作在刁家屯便发现了砖椁墓，并推定是汉墓。
图：旅顺汉墓中出土文物
年（民国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9月，发起组织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人，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中国学者，希望中日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次年，此学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滨田耕作的目的，笔者认为，就是借联合之名，让盗掘行为变成合法的考古活动。
图：大连甘井子汉墓考古
年（民国十六年，日昭和二年）4月，滨田耕作带着“东亚考古学会”来到旅大地区（今大连），中日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觉得不对劲，中国学者后来陆续退出。中国学者的退出，并没有影响日本人的“考古”情绪，他们继续挖。“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都被日本人挖了。
图：貔子窝老照片
年（民国二十四年，日昭和十年），在盗掘高句丽墓葬的同时，滨田耕作带领“考古队”以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盗掘了赤峰红山后古文化遗址，盗掘时间长达21天。“考古队”在红山后对属于红山文化的两处遗址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棺墓”进行了发掘，发现了红山文化时期房址上的灶坑等遗迹，收获了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青铜器。
图：盗掘的同时，日本人干脆明抢中国文物
北京人头盖骨，这个世界级的珍宝，二战时被日本抢掠，至今下落不明。据说藏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是日本博物馆中展出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也是日本掠夺亚洲国家文物的证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佐佐木说，整个博物馆大约有10万件藏品，其中，来自中国的藏品大约有1万件，除了日本本国展品外，就中国展品最多了。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
被日本掳掠的中国珍贵文物——青铜器卷（部分珍品）
商代《猛虎食人卣》
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蟠螭纹镈
唐代海砚纹铜镜（被列为日本“国宝”）
商代青铜器
被日本掳掠的中国珍贵文物——玉器卷（部分珍品）
良渚文化猪形刻纹玉钺镦
被日本掳掠的中国珍贵文物——漆、陶、瓷器卷（部分珍品）
元代嵌镙钿龙纹漆盘
战国彩釉壶
唐代三彩双龙耳瓶
南宋官窑瓷碗
南宋·吉州窑12-13世纪·梅花天目盏?
18世纪景德镇窑出品的蓝釉粉彩桃树纹瓶
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梅树纹盘
明万历景德镇窑五彩龙牡丹纹瓶
宋代建阳窑曜变天目茶碗（单品，举世无双）
16世纪染付鹤纹大盘?
15世纪青花束莲纹大盘（景德镇窑）
清乾隆·景德镇窑·红釉瓶
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红彩蝠云纹壶
这些顶级文物中不少是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就被列为“日本国宝”，禁止拍照。一旦有人拍照，工作人员就会责令删除照片。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郑燮等名家。
被日本掳掠的中国珍贵文物——书画卷（部分珍品）
北宋·佚名《竹塘宿雁图》
北宋·宋徽宗《鸭图》
北宋·赵昌《茉莉花图》
北宋·赵令穰《秋塘图》
南宋·李安忠《鹑图》
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被列为“日本国宝”）
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被列为“日本国宝”）
南宋·李迪《蜻蜓花狸》
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被列为“日本国宝”）
南宋·马麟《梅花小鸟图》
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被列为“日本国宝”）
牧溪法师《观音猿鹤图》（被列为“日本国宝”）
南宋·马远《洞山渡水图》
南宋·马远《寒江独钓图》
南宋·马远《松鹤高士图》
南宋·佚名《林檎花图》
南宋·佚名《牧牛图》
宋·汝志《雀笼图》
南宋·夏圭《山水图》
南宋·夏圭《湖畔幽居图》
南宋·法常《芙蓉图》
南宋《无准师范像》（宋代肖像画代表作，明清前无一幅肖像画可出其右）
南宋·毛益《蜀葵戏猫》
南宋·毛益《萱草戏狗》
南宋·佚名《白桃小禽图》
元·丁野夫《幽溪听泉图》
明·朱端《寒江独钓图》
王羲之《丧乱帖》（唐代最接近书圣原本的摹本，现藏日本宫内厅）
王羲之《大报帖》唐代精致摹本
王羲之《妹至帖》唐代摹拓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收藏的赵孟頫书法局部
世说新语卷
《菩萨处胎经》五贴（人世间手手相传的最古老的经卷，也可能是世上仅存的西魏墨迹）
被日本掳掠的中国珍贵文物——造像卷（部分珍品）
唐代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
隋代金铜造像如势至菩萨立像?
唐代天龙山石窟第21窟如来像
后汉·公元1-2世纪·中国山东嘉祥县画像石局部
被日本掳掠的中国珍贵文物——其他（部分珍品）
汉倭奴国王金印
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传世的唯一五弦琵琶，日本皇家收藏的最珍贵宝物）
参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公开资料，对－年间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的主要盗掘活动，统计如下——
年，大谷中亚考察队开始在*活动，这次主要调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盗取了一部分壁画。年，鸟居龙藏在旅大地区作过初步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深入整个辽东半岛以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活动，进行盗掘。盗掘活动一直延续到年。年，大谷中亚考察队派遣橘瑞超等到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开始在天山南北和吐鲁番“调查”，盗取中国文物。－年，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在河南巩县和洛阳地区活动，调查龙门石窟，陕西汉唐陵墓，以及山东的汉画像石，盗取中国文物。年，橘瑞超在楼兰遗址附近发现的一个城址上，窃取“李柏文书”。年，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在旅顺刁家屯等地盗掘汉墓。年关野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活动,“调查”当地古代建筑、陵墓和佛教艺术，盗取中国文物。年，常盘大定在河北邯郸一带活动，“调查”附近始凿于北齐年间的响堂寺南北石窟，盗取中国文物。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以联合考察名义，盗掘旅大地区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后中国学者陆续退出。年10月，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原田淑人主持盗掘了旅大地区牧羊城遗址，同时“调查”了牧羊城周边的古墓。年原田淑人与参加这一“调查”的学生驹井和爱，还合撰了《牧羊城》一书。同年5月，在济南附近的临淄县，盗得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年，由原田淑人带队，池内宏、鸟山喜一、驹井和、三上次男等人负责，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2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还对渤海国大型石室墓“三陵墓”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和盗掘，盗走了一批中国文物。后原田淑人后与学生驹井和爱合撰《东京城》一书，于年作为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五册出版。年，日本人盗掘了顾乡屯地点，并“调查”了辽代帝陵，为日后盗掘作准备。年，牟田哲二把在赤峰红山一带盗出的陶器、石器和青铜器，包括一些掠夺来的文物，先后赠给日本帝国大学的上治寅次郎、东亚考古学会。同年秋天，以德永垂康为首的“满蒙调查团”进入赤峰，在红山周围挖掘了几座石棺墓，将所有的文物标本悉数盗走，运回日本。同年，日本山中商会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盗取中国文物。年，关野贞、竹岛卓一等盗掘辽上京遗址、辽中京遗址、庆州府遗址、永庆陵，盗获了包括永庆陵壁画在内的一批中国文物。年，三上次男在内蒙古赤峰和北京金代土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盗获了一批中国古陶瓷标本。
同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再次“调查”辽庆陵，后写出了《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同年夏初，滨田耕作率领东亚考古队对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长达21天的发掘。其中被掘居住遗址2处，墓葬31处，盗走一批中国文物。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
－年，滨田耕作、池内宏在中国东北集安盗掘通沟高句丽壁画墓，盗走一批中国文物。
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到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和龙门石窟一带活动，盗取中国文物。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金上京遗址(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盗走出土中国文物。鸟山喜一之前已曾在金上京遗址盗掘过。同年，园田一龟对黑龙江阿城县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同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对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察”，盗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偷送回日本，并合作出版了《内蒙古高原横断记》一书。日本在华盗掘多以正当名义进行，图为清*府颁发给橘瑞超由吐鲁番赴焉耆的护票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从本年起至年，曾8次前往日*侵占的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和实测，盗掘第9、10、19、20等窟，以及冈上的北魏佛寺遗址和阳高汉墓等。同年，原田淑人带学生驹进和爱，先在平壤乐浪土城“调查”；7月到达元上都遗址，进行盗掘活动，盗走一批中国文物。两人合编有《元上都》。同年11月，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原址周口店一带活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多次进行挖盗。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盗走大批中国辽瓷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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