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频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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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安夏80后的男女比例是.1∶，90后是.7∶，00后是.9∶，他们所面对的婚恋市场完全不同。有这样一道脑筋急转弯：人的一生中，在路口见过更多红灯，还是更多绿灯？答案是绿灯。因为人们看到红灯时会等绿灯，看到绿灯时却不会再等红灯，两种情况加在一起，结果当然是绿灯多。我们把问题改一下：有0万对夫妇准备生育：如果第一胎只生了女孩就可以（不是必须）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生了男孩就不能再生第二胎，两轮生育之后，婴儿中男孩多还是女孩多？答案是基本一样多。两题乍看相似，却有本质不同。红灯绿灯一定是交替出现，但生男生女却不是，第一胎生了女孩，第二胎的男女比例仍为1∶1。*男女自然出生比例约为∶，为了方便我们取约数1∶1。还有多胞胎和不能生育等情况，不影响结论，一并忽略。不妨算一算，0万对夫妇，第一胎生下万个男孩和万个女孩，生女孩的夫妇都决定生第二胎，则又生下万个男孩和万个女孩。两轮加总，男女1∶1。我们再把问题改一下：有0万对夫妇准备生育：无论是第几胎，此前只生过女孩就可以继续生，一旦生出第一个男孩就不能再生，多轮生育之后，男孩总数多还是女孩总数多？答案还是基本一样多。违背直觉吧？道理其实很简单：无论前情如何，新生儿的男女比例总是1∶1。沿着上一道题算下去，万对第二胎仍生女孩的夫妇继续生，第三胎生下万个男孩和万个女孩；女孩家庭接着生，第四胎又生下62.5万个男孩和62.5万个女孩……男女始终一样多。理解了这些，让我们回到现实。第二道题，就是曾在全国多数省区农村推行的“一孩半”*策（只育一女的家庭可以再生一胎）。第三道题，就是仍在全国很多地区默默延续的传统：生生生生生出男孩为止。从数学上讲，这两种做法都不会影响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然而现实却是，中国是全世界新生儿男女比例最悬殊的国家。很多人担忧人口老龄化，但老龄化的危害尚不明显。而性别失衡的苦果，90后已经开始品尝了。根据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结果，中国大陆男女比例为.9∶。看起来并不夸张？这主要得益于女性的长寿，70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88.1∶，拉低了总比例。如果分年龄段看，情况就很糟糕了。这是一张年—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图。注意，不是他们出生当年的性别比，而是他们在年时的性别比。因为很多学龄前儿童没做出生登记，所以新生儿性别比往往有些失真——女婴的瞒报漏报更多。随着适龄入学，隐藏人口会慢慢冒出来。到年，90后们无论如何也有户口了，因此“六普”数据更接近当下的情况。不难看出，整个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骤升。年生人的男女比例是.2∶，而年生人的男女比例已经达到.3∶——国际警戒线是∶。如果每五年一平均，那么年代前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明显的三级跳。这十年间发生了什么？一方面是*策。独生子女*策始于年，在年代逐步贯彻落实，但农村普遍实施困难。年代末到年代初，各省陆续颁布了计划生育条例，一是加强管理，二是明确例外情况。“一孩半”*策就是这一时期开始在部分省区推行：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农业人口夫妻，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上文已经讲过，仅凭这样的安排，并不会改变新生儿性别比。但现实却是另一种景象，根据北大郭志刚教授对“五普”（年）数据的分析，计划生育宽松的地区，新生儿性别比相对正常；计划生育严格的地区，新生儿性别比明显失衡，其中“一孩半”地区尤为严重。这就说到了另一方面，技术。年代，随着经济和医疗水平提升，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的情况越来越多见。当“重男轻女”的思想，撞上独生子女或“一孩半”的*策，再加入技术的催化，就产生了扭曲现实的力量——“既然只能（再）生一个，那总要想办法生个男孩”。根据陈玉宇等学者的估算，年代到年代，40%—50%的新生儿性别失衡扩大，源自局部超声检测技术。至于“一孩半”的情况，北大曾毅教授通过调研，估算出年前后，约有19.1%的一胎女孩夫妇做性别鉴定保生二胎男孩。*曾毅教授同时认为，“一孩半”*策虽然是一项体察百姓实际困难的爱民*策，但隐含的意义是女孩的价值远比不上男孩,需要再补生一个，这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使得重男轻女观念更难消除。国家不管吗？当然管。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文规定：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但恶习难改。“六普”抽样调查年11月1日至年10月31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越是第二胎第三胎生育，比例越是失衡。“四普”时，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仅为.9，处于自然水平；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虽然不正常，但至少不离谱。而到了“五普”“六普”时，二孩三孩的性别比高达乃至，触目惊心。无数家庭做出了看似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最终酿成20年后全社会的苦果。这苦果，那些自然生育的家庭和孩子，也要一起尝/偿。整体来看，80后的男女比例是.1∶，90后是.7∶，00后（可能存在漏报）是.9∶。“七普”完成后，我们将见证10后的男女比例，你猜会是多少？目前21岁—30岁的90后，普遍步入婚恋市场，迎接他们的场面，可和前辈们大不相同。年前后，主流媒体曾广泛讨论“剩女”一词。如今，我们该聊聊“剩男/光棍/单身汉”了。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法定结婚年龄，男性是22岁，女性是20岁，男比女大两岁？在欧洲、美洲乃至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男女同岁进入婚龄。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传统。《国语·越语上》记载，越王勾践曾下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男比女大三岁。《唐会要·嫁娶》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男比女大两岁。可见中国传统如此。那传统又是怎么来的？传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自古以来，中国人口性别比一贯偏高。根据人口学者们对明代、清代、民国等时期的研究，即便是太平年月，即便考虑到统计偏差，男多女少的基本格局也是无疑的。这种格局，导致了“婚姻挤压（MarriageSqueeze）”现象。适婚男女数量不平衡，自然就要扩大选择范围。明朝成化年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刘魁曾上奏：“浙江以东之俗，生女多不育。间有育者，乡邻有子未娶者，恐求之不得，辄先用计构求。”（偶尔有养育女孩的人家，婚配名额会被提前争夺）万历年间，浙江兰溪县令庄起元曾上书：“金（华）衢（州）之民无妻者半，甚至嫠（寡妇）既老而少男争娶，夫未亡而妻先请行。”（半数男性没有配偶，初婚男性争娶二婚女性）同一时期的《吉安府志》记载：“江西俗生女多不举，而男子或过时无配，辄起讼端。”（单身男性强娶寡居女性，引发官司）当时的浙江与江西，还有福建、安徽、湖南、广西等省份，都是溺（女）婴成风的地区。主要原因是贫穷，养不起，在相对富庶的杭州、嘉兴、湖州，溺婴就很少见。所以，也许自新中国成立直至年代，才是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人口性别比相对平衡的例外时期。当时我们尊重劳动女性的平等权利，提供更多的官方生育扶持，同时努力禁绝溺婴行为。如此直到超声检测技术成熟、普及、任由人性驱使，那个幽灵，那个“重男轻女”的幽灵，又找到了还*的土壤。而明朝曾出现过的婚姻挤压现象，如今也在部分地区重现了。90后男女失衡，并不是处处皆然，也分区域。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整理，可以得到这样一张地图：90后人口性别比最失衡的省份，是江西，男女比例达到.8∶。也就是说，大约每11个江西的90后中，有6个男生，5个女生。这导致了几类婚姻挤压现象：其一，江西省的结婚彩礼，是出了名地高。彩礼高（存量），勉强可以用“传统”来解释。但近十年来，江西的彩礼出现了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匹配的增长（变量），这就不该由“传统”来背锅了。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因果关系是明摆着的——供不应求，所以价格升高。其二，低学历女性过早进入婚恋市场。这一点，城市中的高学历人群可能感受不到。但在农村地区，很多女性一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选择不再继续读书，就会被迅速推向婚恋市场，迅速成婚（先办酒席，几年后补上证件）。她们走出家乡的机会较少，不受父母之命的机会也少。其三，常见“初婚男性娶二婚女性”“剩男”“越南新娘”等现象。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询问了一些江西朋友。他们的个人感受不尽相同，例如有些城市长大的孩子，就没有发现身边的此类现象。但至少有一点，大家的观感相同：“剩男”多，“剩女”少。时代真的变了，江西的情况值得全国警醒。这一代、下一代人面临的性别失衡，还有一个格外棘手之处。以往出现婚姻挤压，大龄男性可以娶适龄女性，适龄男性可以娶低龄女性，每一代都向下一代“借人”，从而缓解“挤压”的问题。这样做之所以可行，有一个前提——人口总量在增长。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多，或者至少差不多，才有足够的容纳能力。这个前提，对于90后、00后来说，不存在了。“六普”数据显示，中国内地80后约2.19亿人；90后约1.88亿人；00后（可能存在漏报）约1.47亿人。“七普”会告诉我们10后有多少人，可能比00后更少。性别失衡，遇到了人口收缩，为之奈何。90后想向00后“借人”？不够借啊，更何况00后的性别失衡也很严重。“剩男”问题，至少将困扰两代人。经济学描述失业，有“摩擦性”和“结构性”之分，摩擦性失业是寻找新工作过程中的短期失业，而结构性失业是市场不平衡导致的中长期失业。如今我们也可以说，“剩女”现象多是摩擦性的，而“剩男”现象已是结构性的了。个体有个体的际遇，总体有总体的现实。婚姻，从微观来看，我们当然希望是一个个两情相悦的浪漫故事。但人口数据告诉我们，注定会有很多的将就、勉强甚至求而不得。对于坚持生男孩的父母，愿你们想一想，令郎将来面临的是何局面。对于女生，愿你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只有眼界开阔了，财务独立了，才有婚姻不受家庭干预的底气。至于男生，自求多福吧。本文已获得吴晓波频道授权，推荐